很多人担心，2008年11月开始的货币信贷猛增势头，会带来通货膨胀压力和银行呆坏账风险。
我国正在编制十二五规划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，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，通过发行长期国债、银行直接贷款，绝大部分已经投贷出去，并且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，有的项目回收投资可能需要二三十年时间。
（作者：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、研究员） 进入 李慎明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。预测经济、规划发展也不能仅仅只是关心今年、明年、后年，而应是5年、10年甚至20年，应该有中长期的战略考虑。前几年，我国污水排放量居世界第一，超过环保标准允许量的68%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必然是消费最终决定生产，决定GDP。2亿亩左右耕地进入房地产商品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，对拉动全国GDP的增长，增加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收入，推动国民经济发展，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生活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。
我国外资企业的出口与进口均占全国总量的50％以上。这样高的投资率很难维持。但我想强调的是，这种收入的增加是一次性的。
但是我的解释稍微有点不一样，比如你想在美国获得绿卡，但是多年以后你都得不到，然后你就放弃了这种期望，我可能觉得更多的是这种情况———并不是不想获得城市的户口，而是无法获得，就放弃了这个希望。价格低到他都愿意去死的程度。从经济学来讲，大部分理论或实证，都认为城市化肯定是要提高收入、提高消费的。讨论问题的时候出发点太不一样了。
从2000年以后，中国的家庭消费占G D P比例在大规模的下降。城市化为什么会带来收入增长？也是因为工业是在城市，服务业是在城市。
但是也有负面的影响，第一可能会对城市企业工人的冲击，特别是对年纪比较大的，40-60岁年龄段，特别是教育程度比较低的群体。中国大规模城市化，本来应该提高公共产品的提供，降低群众储蓄的心理，但是没有起到这个作用，我觉得是制度上的原因。一个国家生产东西很多，不怎么消费，另外一个国家正好是相反的，这种状况能够持续多久？所以，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真正思索一下这个问题，要从根本上消灭制度上的歧视。我们要区分一次性的收入增加和连续性的收入增加。
一般来讲，城市化越发达，就会出现一个中产阶级。中国户籍制度违反城市化的基本逻辑，因为城市化水平越高，公共产品供给越充足，人口密度会降低公共产品提高的成本，哈佛几位经济学家写过一篇文章，题目为《为什么穷人愿意住在城市？》，因为在城市里面公共成本是比较低的，虽然住在城市里其他方面不是很方便，但是他是冲着公共产品愿意住在城市里，在中国完全是相反的情况。第一位原因就是子女的教育，老家建房是第二位。至少从1996—2004年研究数据发现，中国城市化的特点，主要是土地的扩张，而不是人口密度的增加。
如果有连续性收入增加，就会认为历史是最能够预测将来的，过去连续三年都涨工资，你认为后三年也会连续涨工资，这时候才会改变你的消费行为，如果一次性收入增加，是不会改变消费行为。现在刺激经济的措施，有些学者和官员非常自豪地说，这次经济刺激措施30%是跟民生有关系的，我说那你说的意思是70%是跟民生没有关系的。
为什么有些人不愿意卖房子？并不是说那些想自焚的人，特别喜欢家里的砖头，特别喜欢家里面的地板，而是不喜欢政府给他的价格。美国的公立学校是不花钱的，我两个女儿在公立学校一分钱都不花，我的比例是零，但是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，可能要花33%的消费用做教育。
这次的调查是由南方都市报、中山大学和我们三方参加的，所以我今天引用的数据有从这次调查获得的数据，另外也有中国公布的城市统计年鉴里面的数据，还有特别要指出，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在2006年和2008年做过两次非常好的调查。为什么中、美会有冲突？美国的家庭收入占G D P比例在上升，中国家庭收入占G D P比例是在下降，这就是所谓全球经济失衡。我过去关注过这个问题，乡镇企业之所以在90年代后期变得不是很有竞争能力，本身在后面有很多政策的背景，在这里就不谈了。一般从经济逻辑层面来讲，这是没有疑问的———城市化会提高收入，带来中产阶级的形成，也会带来有产阶级的形成。在中国是行政性的城市化，使这个自然补偿机制失灵了，又丢了工作，又没有从土地升值得到任何好处，从这点来讲，这种城市化可能会抵消一部分正面的影响。我的发言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批评指正。
在我看来，乡镇企业就是本地创业很好的选择，乡镇企业金融支持减少，只能去打工，这就是我对大规模农民工去打工现象的解释而在这1500人里头只有30%的人有对换户口的期望，虽然他们很早以前就离开了农村，很早以前就住在这个城市。
他们的储蓄率是40%，我们又去看统计局对城镇居民做的调查，比如在广东城市居民储蓄率只有20%-25%左右。在城市办学校应该比较便宜，因为人口密度高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，如果城市化步伐加快，公共产品提供也应该速度更快才对，但是恰恰因为户籍制度，公共产品的提供却远远落后于城市化的速度。
这一批农民工的谨慎性、预防性的储蓄心理是非常强的。中国城市化是一次性增加了农民的收入，而且增加的幅度非常大。
如果你要看美国国民核算统计数据，是个人储蓄等于个人收入减去个人支出，个人支出=个人消费支出+个人利息支付+个人转移支出。此外，我一直认为农村经济是重视市场化的经济。另外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善市场机制，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即使我丢了工作，但是因为工业化、城市化，我的土地会升值，我丢失工作的收益如果小于我从土地升值获得的收益，对我来讲也相当于没有失业。我刚从东莞一个农民工小学回来，这个小学完全是农民工自己办的，私立的学校，基本上一个农民工在小孩教育的支出相当于整个支出的30%多。
按照统计局的统计，2008年中国有7亿常住农民，还有2.3亿的农民工。很多其他第三世界国家，消费比例都比中国要高15%-20%左右。
再解释中国消费下降的问题，一种理论认为，是谨慎性的储蓄和社会保险不足造成的。比如我现在跟一个印度的学者在做中印城市化研究，我们就是把印度城市化的定义套在中国的数据上，我们这么做，就会发现中国400多个城市如果用印度的定义可能会降低到200多个城市。
这跟我们做的研究结果非常吻合。另外一份IMF报告认为,即使你考虑到储蓄率上升的话，也只能解释消费下降8%其中的1%。
在这方面我找不到特别好的数字，所以我自己去查中国统计局的关于农民和城镇居民的收支调查，用它的收支调查数据跟官方的比例做比较。但是一旦变成工人以后，工资的增加是非常难的。增加农民工收入，第一位重要的政策举措就是取消户籍制。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(IMF)的两份报告，第一个报告认为储蓄过高，他们展现的数据表明中国城镇储蓄从15%上升到2005年的23%。
收入已经有所提高了，通过一次性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有所提高了，但是消费基本上还是停留在过去的年龄段。虽然样本里头60%多的农民工在2003年已经离开了农村，已经到了城市里，也就是说只有5%的农民工在这之前经历过涨工资。
我觉得中国消费和家庭收入相关系数非常高。另外结合取消户籍制，还要大大增加对公共产品的投入。
在美国、韩国、台湾省都有补偿的机制。我们的研究非常清楚表明，我们这种严重制度的歧视抑制了农民工的消费，也就是户籍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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